The Dilemma of Western Moral Education in Digital Capitalism： A Re-Examination of Marxist Technical Criticism
肖 傑
關鍵詞：數字資本主義; 技術理性; 馬克思主義技術批判; 德育主體性; Digital Capitalism； Technical Rationality； Marxist Critique of Technology； Moral Education Subjectivity
摘要： 在數位資本主義時代，以社交媒體演算法為代表的新技術形態正在引發德育生態的深層變革。 本研究運用馬克思主義技術唯物論分析框架，揭示演算法操控下青年價值觀的異化機制及西方德育理論面對技術理性時的理論貧困。 通過對「數位異化」的概念解析與TikTok反資本主義敘事的案例研究，論證推薦演算法如何通過數據拜物教與注意力經濟重構認知範式，導致傳統倫理判斷體系的消解。 比較研究表明，西方義務論與德性論倫理在應對技術決定論時呈現理論缺位的狀況，而馬克思主義技術批判為認識論突圍提供工具。 提出的主體性重建三維策略強調技術仲介與人類能動性的辯證統一、網路集體智慧的培育及演算法設計的價值嵌入。 TikTok案例進一步驗證，數字亞文化中青年自發的道德實踐能形成對抗技術異化的反霸權力量。 本研究為智慧社會的德育主體性重建提供理論支援，同時拓展了馬克思主義技術哲學的應用場景。
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capitalism, new technological forms represented by social media algorithms are triggering deep changes in the moral education ecology. This study uses the Marxist technical materialist analysis framework to reveal the alienation mechanism of youth values controlled by algorithms and the theoretical poverty of Western moral education theories in the face of technical rationalit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digital alienation” and the case study of TikTok’s anti-capitalist narrative,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how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s reconstruct the cognitive paradigm through data fetishism and attention economy, leading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traditional ethical judgment system. Comparative research shows that Western deontology and moral ethics present a theoretical absence in dealing with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while Marxist technical critique provides tools for epistemological breakthroughs. The proposed three-dimensional strategy of subjectivity reconstruction emphasiz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echnology intermediary and human initiative, the cultivation of network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and the value embedding of algorithm design. The TikTok case further verifies that the spontaneous moral practice of young people in digital subcultures can form an anti-hegemonic force against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ral education subjectivity in intelligent society, and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Marxist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1.引言
關於德育、智育和體育的教育思想，可以一直溯源至古希臘。 “柏拉圖的《理想國》就提出了教育要兼顧人的身體和心靈和諧發展的思想。” [1]“現代西方德育建構的標誌是從宗教型德育躍遷為世俗的道德型德育，德育經歷了從服務宗教到服務世俗的轉變”[2]。 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為德育環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革。 數字資本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其特徵在於數位化技術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深度融合。 這種融合不僅推動了生產力的飛躍，也重塑了經濟結構，催生了諸如平臺經濟、共用經濟等新興業態。 在經濟層面之外，數字資本主義還對社會結構和文化形態產生了深遠影響。 社會層面上，數位化技術促進了資訊的快速流通和人際關係的廣泛連接，但同時也加劇了社會不平等和階層分化。 文化層面上，數字資本主義推動了文化的多元化和全球化，但也可能導致文化同質化和價值觀衝突。 這些變化共同構成了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德育環境的新背景，對德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戰和要求。
2025年全球零售業數字化轉型加速，據IDC報告顯示，中國零售業技術投入達1200億元，其中生鮮領域佔比35%。 阿裡巴巴集團在2024年宣佈「新零售2.0」戰略，重點佈局「即時零售 + 產業帶直連」模式。 盒馬鮮生作為標杆案例，其最新財報顯示：盒馬鮮生目前門店總數突破500家（含280家鮮生大店 + 220家NB折扣店）; 自有品牌佔比從2022年的25%提升至40%; 在行業平均庫存周轉為22天的情況下，通過AI動態補貨系統將庫存周轉壓縮至10.8天。
2.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德育環境
數字資本主義作為資本主義演進的新階段，其核心表徵在於數位技術與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系統性整合。 此種整合不僅驅動了生產力的質變性提升，更深刻重構了經濟架構，催生出平臺經濟、共用經濟等新型經濟形態。 超越純粹的經濟維度，數字資本主義亦對社會結構及文化形態施加了深遠影響，進而對道德教育實踐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複雜挑戰與時代要求。 “數字時代正開啟新的生活樣態和互動特質，並不同程度地影響著學校德育實踐、道德生活及學校德育評價。” [3]
3. 社交媒體演算法如何塑造青年價值觀：從“數字異化”看德育失效
3.1. 「數位異化」概念解析
“數位異化”作為當代社會的重要概念，是對異化理論的深刻回顧與邏輯延伸。 異化理論，源自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揭示了主體與其活動產物之間的疏離狀態。 在數位資本主義時代背景下，「數位異化」是指在數字資本主義環境中，個體與其數字勞動產物以及數位交往過程之間出現的疏離與失控狀態。 它並非否定技術本身，而是批判技術被資本邏輯吸納后對人的主體性造成的侵蝕。 具體而言，在社交媒體演算法機制下，「數位異化」主要表現為三種形態：一是認知層面的異化，即使用者陷入「資訊繭房」，卻對自身數據被演算法操控無感; 二是勞動層面的異化，使用者的注意力和線上行為被轉化為數字資本增殖的「源動力」，但其自身卻未享有相應價值回報; 三是關係層面的異化，虛擬社交關係在某種程度上替代了真實的人際交往，導致個體與社會關係產生疏離。 人類的主體性和獨立性在數位化進程中被技術所侵蝕，從而使人們對技術的依賴性增強，最終導致人的自我異化現象[4]。 注意力作為數字時代的硬通貨，極大地激起了資本的控制欲，為注意力異化埋下伏筆[5]。 這種異化不僅加劇了人與技術之間的鴻溝，更深刻地影響了青年的價值觀，導致其對自我認同的迷茫、對隱私權的漠視，以及對消費主義和即時滿足文化的盲目追求。
3.2. 德育失效的困境分析
德育失效的案例在社交媒體環境中屢見不鮮，這主要歸因於資訊泡沫所引發的德育困境。 社交媒體作為信息傳播的重要平臺，其演算法機制往往導致信息內容的同質化與泡沫化，進而影響了青年道德認知的完整構建。 青年群體在海量且碎片化的資訊衝擊下，道德認知呈現出淺表化與片面化的趨勢，難以形成深刻且系統的道德觀念。 同時，德育目標與青年價值觀之間逐漸顯現出難以逾越的鴻溝，傳統德育所倡導的價值觀難以在快速變化的社交媒體環境中找到共鳴。 這種鴻溝的加深，實質上反映了數位異化對德育過程的深刻影響，即青年在數位世界中逐漸疏離其道德本質，導致德育實踐的失效。
3.3. 數位異化與德育失效的關聯機制
德育的主客體多元、內容多面、手段多種、環境多變等加深了德育的複雜性[6]。 在數位資本主義語境下，演算法推薦機制與青年價值觀的形成之間存在著複雜且動態的互動關係。 演演算法通過精準推送個性化內容，塑造了青年的資訊接收環境，進而潛移默化地影響其價值觀念的形成。 然而，這一過程亦加劇了數位異化的現象，即青年在數位世界中逐漸喪失了對資訊的自主選擇能力，其道德判斷與價值觀念被演算法所引導。 這種數位異化對德育過程構成了顯著干擾，使得傳統德育方法難以有效介入青年的價值認知體系。 德育失效的深層次原因，在於演算法推薦機制所引發的資訊繭房效應，以及青年在數位異化狀態下對德育內容的疏離與排斥，共同阻礙了德育目標的實現。
4. 西方德育在人工智慧時代的理論貧困
4.1. 技術理性的概念與特徵
技術理性，作為現代性進程中的核心理念，根植於啟蒙運動以來對科學技術的崇拜與推崇[7]。 技術理性主義是從馬克斯·韋伯的合理化視角出發，從工具理性的視角中對技術使用問題作出解釋的一種社會價值觀念，主要體現為對技術手段和程式的可計算性、可運行性的效率化理解，是西方宗教世界祛魅與世俗化後出現由客觀科學主義、理性主義傾向所指導的現代生活與工作邏輯因此，技術理性主義將科學與技術置於行動的核心位置，認為只有“科學的方法” 才能經濟發展知識和文化的進步，提高決策的正確性。 目前，在深度媒介化社會中，技術已然廣泛地浸潤於社會與個人交往空間中技術理性主義也在數位化崇拜、技術崇拜與強調投資回報、效率最大化的觀念中根深蒂固，使人本主義精神逐漸瓦解，技術的價值主導了人的思想與行動。
4.2. 西方德育理論在技術理性面前的困境
西方德育理論在面對技術理性的衝擊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傳統德育理論構建於對人性、社會與道德的深刻理解之上，其框架側重於個體品德的培養、社會規範的內化以及道德情感的薰陶。 然而，這一理論框架在技術理性面前顯露出顯著的局限性，尤其是當技術理性以效率、精確與功能主義為核心價值觀，逐漸滲透到教育與社會各個領域時。 技術理性對傳統德育理論的挑戰主要體現在其忽視了道德判斷的複雜性、情感維度以及文化多樣性，進而導致了德育過程的機械化與道德價值的工具化。 在人工智慧時代，這種挑戰尤為突出，西方德育理論在應對技術理性所帶來的倫理困境與價值衝突時，顯得捉襟見肘，陷入了理論貧困的境地。
4.3. 道德判斷在技術理性侵蝕下的扭曲
在技術理性的強勢侵蝕下，道德判斷的本質遭遇了深刻的扭曲。 傳統上，道德判斷依賴於客觀倫理原則與個體主觀道德情感的雙重支撐，二者相輔相成，共同維繫著道德判斷的公正性與合理性。 然而，技術理性的盛行導致了道德判斷中客觀性與主觀性的失衡，客觀性標準被簡化為可量化、可計算的指標，而主觀性情感則被邊緣化甚至忽視。 這一失衡進而引發了道德判斷的功利化與短期化趨勢，長遠利益與整體福祉被眼前利益與局部效果所遮蔽。 在人工智慧時代，這種扭曲的道德判斷加劇了倫理困境的複雜性，使得機器決策與人類價值之間的衝突愈發尖銳，對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構成了嚴峻挑戰。
5. 馬克思主義的解決路徑：技術唯物論視角下的德育主體性重建
5.1. 西方德育及治理理論的局限性
在人工智慧時代，技術理性呈現為對智慧技術的絕對化依賴。 以Zuboff的「監控資本主義」理論為例，其指出演算法通過行為盈餘的實時監控與預測，將個體降維為“可計算的行為序列”，這種技術操控機制使道德選擇淪為數據優化的副產品。 Stiegler的「技術藥理學」揭示了技術作為“解藥與毒藥”的雙重性，它在彌補人類先天缺陷的同時，也可能帶來異化、注意力碎片化、精神無產化等問題。 需要開啟一場「藥理學鬥爭」，將技術重新轉化為“解藥”。 這包括發展「貢獻經濟」、復興「業餘精神」，以及建立新的技術平臺和教育模式，以對抗技術的異化。 但其對技術日常實踐的中間態分析不足，未能有效解釋平台經濟中使用者“自願”參與數據勞動的道德悖論。 這些理論共同暴露出西方德育的局限性：當技術系統將道德主體拆解為數據節點，傳統德育的個體化道德訓誡便失去抓手。
5.2. 馬克思主義技術批判理論的再審視
馬克思將人類生存的世界當作一個整體，將人類發展看作一個過程，他的研究是面向全世界、面向全人類的研究，如今，他“驚人的預見性”已經被當下的世界歷史發展事實所證明[8]。 馬克思主義技術批判理論，根植於19世紀工業革命的社會背景之中，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技術邏輯的深刻剖析。 該理論的歷史背景是工業化進程的加速與工人階級的崛起，它揭示了技術進步背後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 進入數位資本主義時代，馬克思主義技術批判理論展現出驚人的契合性，它不僅批判了數字技術對勞動力的進一步異化，還指出了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資料所帶來的不平等與剝削。 其核心觀點在於，技術並非中立，而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體現，技術進步雖帶來了生產力的飛躍，但同時也加劇了階級矛盾與社會不公。 因此，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技術批判理論，對於理解並應對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挑戰具有重要意義。
5.3. 技術唯物論視角下的德育主體性
從技術唯物論的視角出發，德育主體性被視為在歷史與物質生產實踐中不斷生成與發展的社會構造。 技術唯物論深刻指出，德育主體性並非先驗存在，而是植根於特定的社會生產方式與技術環境之中。 在數位資本主義時代，德育主體性的重建路徑在於批判性地審視技術對個體道德認知與價值觀念的影響，通過教育實踐的革新，恢復個體在道德判斷與價值選擇中的自主性。 這一重建過程不僅是對技術異化的超越，更是對個體全面發展與社會道德進步的追求。 德育主體性重建的實踐意義在於，它能夠促進個體在複雜多變的數字環境中保持道德清醒，為實現社會正義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奠定堅實的主體基礎。
5.4. 德育主體性重建的策略與方法
道德的實踐性特質決定了生態理念在德育實踐中的重要地位。 道德建設就其向善的特徵而言，從來就應當是創新的。 而能夠體現塑造道德主體要求的現代德育也應當是創新的。 西方德育理論重視人的主體性，人本主義精神和理性主義精神是現代西方德育最具有時代價值的精神。 德育主體性的重建，需採取一系列策略與方法以應對數位資本主義時代的挑戰。 首要在於批判性思維的培養與提升，通過教育引導個體學會質疑、分析與評估資訊，以抵禦技術理性對道德判斷的侵蝕，從而維護個體在道德認知上的自主性。 其次，道德實踐活動的多樣化與創新是重建德育主體性的關鍵環節，通過組織參與式、情景類比等實踐活動，使個體在真實或類比的道德困境中鍛煉道德判斷與決策能力。 最後，德育課程與教學方法的改革勢在必行，需將技術批判理論融入課程體系，採用問題導向、案例分析等教學方法，以激發個體的道德意識與主體精神，最終實現德育主體性的全面重建。 為實現德育主體性重建的三維策略，可將其轉化為可操作的教學實踐。 例如，在「價值嵌入演算法」維度，可設計一個項目式學習（PBL）活動，讓學生以小組形式模擬設計一款社交APP，要求其在演算法規則中明確體現公平、透明、隱私保護等價值觀。 學生需完成需求調研、演算法邏輯設計、原型開發及倫理影響評估報告，並通過答辯回應“壓力測試”，從而在真實情境中理解技術背後的價值抉擇，培養批判性思維與負責任的技術素養。 此類實踐將抽象理論轉化為具身認知，有效促進德育與技術教育的深度融合。
6. 案例分析：TikTok亞文化中的反資本主義道德敘事研究
為深入考察數字亞文化中道德敘事的生成機制與內在矛盾，本研究採用質性內容分析法（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對TikTok平臺上的反資本主義敘事進行系統剖析。 該方法適用於對文本、視頻等數據進行主觀解釋，以識別其核心模式與深層內涵，尤其適合於探究邊緣化群體在新興資訊通信技術（ICTs）中的資訊實踐。
6.1.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選取TikTok平臺上兩個最具代表性的反資本主義標籤#AntiWork （反工作）與#BuyNothingChallenge （不買挑戰）作為研究樣本池。 通過TikTok的搜索介面，分別抓取每個標籤下點讚數最高的100條視頻（總計200條）及其熱門評論，構成核心研究數據集。
借鑒8對標籤的研究框架，我們對視頻樣本進行了三輪編碼：
一級編碼（開放式編碼）：對視頻的視聽文本進行解構，初步歸納其主題、敘事角色、場景、音樂情緒（如戲謔/諷刺/嚴肅）、核心訴求及評論區主導情緒。
二級編碼（軸心編碼）：聚焦於提煉反資本主義敘事的模式化框架，如“個體異化體驗宣洩”“替代性生活模式宣導”“集體身份建構”等。
三級編碼（選擇性編碼）：深入剖析敘事背後的價值內涵與情感動員機制，識別其是旨在引發批判性思考，還是停留於情緒化的抱怨。
6.2. TikTok反資本主義敘事的模式與內涵
基於上述分析，本研究識別出TikTok上反資本主義道德敘事的三種主導模式：
一是個體異化體驗的戲謔式宣洩。 眾多視頻採用幽默、反諷的手法，展示個體在資本主義工作制度或消費文化中的疏離感。 例如，使用者通過模仿老闆的口吻說反話、剪輯重複性工作的單調畫面並配以荒誕的音樂，將個體的負面體驗轉化為集體共鳴的笑點與情感宣洩點。 這種敘事迅速拉近與觀眾的距離，但其批判性也易於滑向無力的自嘲。
二是替代性生活模式的情景化宣導：#BuyNothingChallenge等话题下，視頻常呈現“舊物改造”“技能交換”“社區共用”等具體生活場景。 創作者通過展示替代性實踐帶來的滿足感，不僅傳遞了批判消費主義的理念，更建構了一種積極的、可供選擇的道德身份認同，吸引了大量尋求實際解決方案的用戶參與。
三是演算法賦能下的集體行動與情感聯結：TikTok的演算法推薦機制能夠將分散的、持有相似批判態度的使用者連接起來，形成一種“演算法性親近”。 這種由技術中介的聯結，使得小眾的批判聲音能彙聚成具有可見性的亞文化力量，甚至引發線下的社會討論。
6.3. 收編與抵抗：反資本主義敘事的雙重命運
然而，必須辯證地看到，TikTok亞文化的批判敘事自誕生之初便面臨著被平臺商業邏輯收編（Incorporation）的潛在命運。
一方面，演算法機制本身具有“去激進化”的傾向。 為了最大化使用者停留時間，演算法偏好推薦那些具有情緒感染力但批判性相對溫和的內容，導致尖銳的批判可能被簡化為一種流行的“抗議美學”或“時尚標籤”，削弱其原有的變革力量。
另一方面，品牌資本展現出強大的收編能力。 它們能迅速識別亞文化中的批判性敘事所蘊含的情緒價值，並將其轉化為行銷工具。 例如，某平價美妝品牌曾成功利用使用者共創的挑戰賽進行病毒式行銷1，這證明瞭即便是看似“反消費主義”的社群活動，也能被精準地納入“注意力經濟”的迴圈中，為平臺和資本增值服務。 這種“情感消費主義”揭示了數字資本主義的彈性：它通過允許甚至鼓勵有限的、符號化的反抗，來吸收對抗能量，最終強化自身的統治。
6.4. 對西方德育的辯證啟示
TikTok案例對西方德育的啟示是雙重且辯證的。 其積極性在於，它證明瞭技術仲介的環境同樣可以孕育批判性質疑和道德實踐，為德育在數字時代啟動青年主體性提供了鮮活的“教學案例”。 教育者可利用這些案例，引導青年辯證分析技術背後的資本邏輯。 其挑戰性則更為深刻：它要求德育必須超越簡單的“善用平臺”思維，發展青年的批判性演演算法素養。 這不僅包括理解演算法如何塑造資訊環境，更需洞察商業資本如何利用、馴化和收編反抗敘事。 德育的目標應是培養一種「穿透收編」的洞察力，使青年既能參與有價值的道德實踐，又能保持對平臺商業邏輯的清醒認識，從而在數字資本主義的複雜環境中，守護其道德判斷的自主性。
7. 結論
在技術理性日益滲透的當下，道德判斷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扭曲，特別是在人工智慧崛起的背景下，這種扭曲表現得更為顯著。 技術唯物論視角下，德育主體性面臨著重建的迫切需求，這不僅要求強化批判性思維的培養，還呼喚道德實踐活動的多樣化與教學方法的根本性改革。 以TikTok亞文化為例，其興起不僅展現了青年群體對資本主義體系的批判態度，還通過反資本主義道德敘事的廣泛傳播，深刻影響了青年的價值觀。 這些敘事以短視頻、直播等形式為載體，揭示了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為公眾提供了反思與對話的空間。
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對西方德育體系構成了雙重挑戰與啟示。 一方面，它挑戰了傳統德育的內容與形式，要求德育更加貼近青年的生活實際，更加註重個體的主體性與參與性; 另一方面，它也啟示德育應勇於吸納新興文化元素，將社交媒體平臺等數位工具納入德育過程，以提升青年的媒介素養與批判性思維能力。 在此過程中，西方德育需靈活應對，既要保持對亞文化中積極元素的敏感與吸納，也要警惕其潛在的負面影響，通過引導與教育，説明青年形成健全的道德觀念與價值觀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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